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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将军的遗体是如何找到的?
作者:王庆华来源:红岩联线阅读次数:16622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随即展开了对歌乐山大屠杀中遇难人员的遗体清理工作。 

  来自“袍哥”的线索 

  一天,一个30来岁的男子走进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二处一科科长刘祥纶科长办公室反映:杨虎城将军在“戴公祠”被杀害后,掩埋在“戴公祠”左侧的花坛内。这位提供情报的男子叫李育生,曾经是个袍哥,因为哄抢军统物资,被以“土匪”罪名关进白公馆看守所,在白公馆看守所做些杂活,11月24日才被释放出来。李育生说,有一段时间,在军统集中营的看守人员中悄悄流传一个说法,说军统乡下办事处夜里狗叫得很凶,是位于红炉厂的特务公墓在“闹鬼”,是“杨虎城找戴老板算账……”说得活灵活现。 

  重庆军管会正在全力查找杨虎城的下落,得到这个消息,迅速派人到现场查看。 

  戴公祠挖出两具遗体 

  1949年12月11日早晨,重庆市军管会相关工作人员与杨虎城曾经的部下胡三高、安志坚,和杨虎城将军的同乡秦一民一起,带着十几个工人,以及中央电影制片厂两位同志和大公报记者陈琦震先生、新民报记者周德华先生等数十人,由李育生引导,来到歌乐山松林坡。 

  李育生带着他们来到松林坡戴公祠,在戴笠会客室旁边,有一个长约两丈、宽约五尺的石头砌成的花台,面上是泥土靠左这一头泥土松动,上边放有石头三块、瓦片一页。李育生指认杨将军遗体即掩埋于此花台下。 

  将近下午1点钟,工人们开始挖土,由于害怕对遗体有所损伤,所以在操作中必须非常小心。经过商量,先挖开一个二尺五六寸的小坑,再用木棍或手掘,进展极为缓慢。 

  随着挖掘越来越深,渐渐发现了遗体。胡三高记录了发现遗体的经过: 

  “首先发现衣服,再次发现头部,臂边并放有呢礼帽一顶,颜色不可辨别,但很大,然后看见全身,在脚头发现宽长一尺的小木箱一个,内装骨灰。人背朝石砌这边,头朝右方,双手、双足也被绳索绑着,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绑于头后。当即继续挖掘,用白布铺于平地,将尸抬出面向上放下,面部肌肉已不完整,额已见骨,鼻尖已塌毁。李育生和电影制片厂的两位同志及两位记者希望我及安、秦详细鉴别,有无错误。工人们则继续,挖出一头朝左方的青年人尸体,脚上穿的是胶底帆布鞋,腹部已破。经我们细细看过,认为确是杨虎城将军父子忠骸,其确证有四:一是头部稍窄而前后甚长,额部饱满,颧不太大,须长多半寸,发长数寸,均有白者(须发长度和那位卫兵所讲相同);二是骨骼甚大,胸部发达;三是杨夫人谢葆真女士抗战胜利后,即被折磨发狂而死,杨将军将遗体化灰置于左右,其脚头掘出之骨灰一箱当系杨夫人无疑;四是与青年人同埋一处,并系上下堆放,显系杨虎城父子,旁人没有这样巧合。再拿面部肌肉及衣服腐蚀情形来看,确系两个多月前被害……当发掘工作进行期间,电影制片厂工作同志不断将这惨绝人寰的景况,摄入镜头。” 

  初步辨认后,杨将军的遗体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黑漆红头内棺外椁内。不久,杨将军、宋绮云两家和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的棺木和杨夫人的骨灰盒移放到白公馆下的平坝里。因来这里辨认、办理遗体认领手续和参观、凭吊的群众很多,环境嘈杂,专程从西北前来迎灵的杨将军的大儿子杨拯民和军管会管理人员商量,要求把杨将军等的棺木另移一个地方,以便开棺作进一步辨认。 

  牙医确认杨将军身份 

  给杨虎城将军遗体作最后科学鉴定的,是市民医院的蒋祝华医生。原来,1947年夏天,杨虎城将军因为牙患,疼痛难忍,为防止走漏消息,又不能送将军去医院就诊,特务只好请市民医院牙医蒋祝华到狱中为杨将军治疗,蒋祝华出于对这位爱国将领的尊敬,认真地为杨将军拔除了病牙,并做了两颗瓷牙。 

  重庆解放后不几天,突然有一位穿便服、身材魁梧、操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到市民医院来找蒋医生,自称姓杨,要蒋与他一道去看一个病人。于是,他们一起上了轿车,来到歌乐山下,直接进入一间灵堂,那位姓杨的男子叫人将堂中棺材打开,让蒋医生辨认是否为这个死者作过牙的修复手术。这位姓杨的男子正是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1983年蒋医生回顾了当时的情形: 

  我首先环视了这个死者的体貌仪容:胡子花白,面部五官尚能分辨,唇浮肿。在我眼帘便浮现出杨虎城将军的生前仪容。这不是杨虎城将军吗?接着我便慌忙用口镜翻开上唇,显示出我亲自为他作的两颗假牙。无论是从假牙的部位、数目、工艺形态,特别是我在作前牙活动桥时,前牙龈都不现基底来看,证实这正是我亲手所作的。两个单臂卡环仍牢牢地固定在两个上尖牙颈部,杨将军除这两颗假牙外,全口其它牙齿仍象我过去为他检查的那样,都是完好无缺的。我转过身来对这位姓杨的中年男子说:“这是杨将军,无论从全口牙的数目、形态、缺牙的位置和镶牙的工艺操作特征,以及卡环部位的设计,都说明这是我亲手制作的。正是根据我对将军牙齿的特征,才从千百个死难烈士的尸体中辨认出杨将军的遗体,大约两三天后,我接到一份请帖,要我到皇后餐厅赴宴,表示答谢我对杨将军遗体的科学认定。” 

  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 

  1937年11月,杨虎城将军自欧洲返回后,即遭囚禁,与夫人谢葆真、儿子杨拯中,以及在狱中出生的女儿杨拯贵一起被辗转关押于贵州、重庆等地。党组织一直在设法营救杨将军一家,但苦于没有更多的线索。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解放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华南。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由台湾飞抵重庆。一到重庆,就指示毛人凤将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政治犯择重要者杀掉一批。他对毛人凤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杀掉。”当毛人凤请示是否将杨虎城押送台湾时,他恨恨地说道:“留下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8月27日,毛人凤在“漱庐”,就如何杀害杨虎城问题,召集徐远举、周养浩商议,制定了具体方案。先是想在贵阳附近公路边荒僻处秘密屠杀掩埋,又害怕路边被人发现,难保秘密,后来决定接回重庆,在歌乐山军统集中营范围内执行,更能保住秘密,并决定派周养浩乘飞机前往贵州,后又考虑重庆至贵阳航线每星期只有一班飞机,并常因气候不佳,取消航班。为免拖延时间,决定改乘汽车,周养浩稍作准备后便启程。毛人凤还提出,这次杀害杨虎城因是秘密行动,不能用枪,让周养浩与白公馆的行动人员商议后再决定用什么方法。周养浩到家后,便通知白公馆的陆景清、杨进兴,安文芳、杨钦典等一起商议,周养浩提出,上面要做一件秘密案子,为保守秘密,除用枪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杨进兴提出用匕首,周养浩问杨钦典:“你能参加执行不?”杨钦典有些害怕,迟疑着说:“我没有经验。”周又问安文芳,安也说没有经验。周养浩考虑到执行必须谨慎和有充分的杀人经验,因此说:“你们没有经验,就不勉强。我另外想法,你们协助。”后确定由二处行动员王少山、熊祥执行,派行动组协助。人选决定后,周养浩立即报告毛人凤,毛人凤亲自接见了他们,并进行安排,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是要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执行几个重要人物,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得泄露,最好不用枪,以免有声音,事成之后,论功行赏。”熊祥、王少山提出用五尺长的白布把嘴蒙住,然后用特别的尖刀直插腰部,熊接着说:“我已同杨进兴商量过用利刃,另外用斧头。”熊祥还当众出示了带去的匕首。“这行吗?”毛人凤问,“有把握”熊祥回答。最后毛人凤指示行动时务必干净利落,避免出声,同时注意掩藏尸体,执行的地点就在松林坡戴公祠。毛人凤还要参加执行任务的行动员举手宣誓,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受严厉处分。 

  1949年9月6日晚上10点多钟,杨虎城一行车抵歌乐山松林坡。车停山脚下停车场,特务貌似恭敬地对杨将军说:“请主任暂在戴公祠住两天,一面等委员长接见,一面等飞机去台湾。”两特务一左一右搀扶将军,另一人在前带路,拯中手捧母亲骨灰盒,将军父子一前一后,沿石级登向戴公祠。杨拯中随父坐牢12年,虽年方二十,却满头银丝,像一个小老头。父子二人到了会客室,尾随的特务说这里有两间房子,先生住一间,公子住一间。说毕,把拯中拥进另一房内。这时,埋伏在里面的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四个刽子手,一齐动手。王少山、林永昌二人手持利刀向拯中刺去,拯中惨痛地惊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接连几刀刺倒在地,鲜血喷涌在骨灰盒上。杨将军听到叫声,心中一惊,想起身去探看,刚一抬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了他的胸膛,他大叫一声“哎哟”,随即倒地,凶手接着又连补几刀。 

  当晚,特务又在松林坡警卫室杀害了与杨虎城一起被押来的宋绮云、徐林侠、小萝卜头宋振中及杨拯贵。 

  刽子手行凶后,把杨虎城将军父子的遗体埋在会客室旁边的花坛里,并种上花草;宋绮云等4人遗体埋在警卫室内,打上三合土,企图掩盖罪证,他们以为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刽子手行凶后,刀上的血迹尚未凝固,就下山喝酒吃肉去。他们猜拳行令,还瓜分了杨将军随身携带的钱物。屠杀完成后,所有刽子手一一受到赏赐。但纸总是包不住火的,由于对将军遗物分赃不均,发生了内讧,密杀之事,便在特务圈中传开。 

     1950年1月15日,“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在中华路青年馆隆重举行,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等首长亲临致祭,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共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大会后,杨虎城、宋绮云等烈士灵柩均覆以国旗,由杨拯民护送登轮,经由汉口送回陕西公祭后,安葬于长安县烈士陵园。 

责任编辑:舒心 加入时间:2015-11-11 9:18:55百度查找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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