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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5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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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必武题红岩革命纪念馆和曾家岩分馆

(一级文物 馆藏)
    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一大批共产党人在陪都重庆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党和人民政府决定在红岩村建立革命纪念馆。1958年5月1日,革命纪念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初名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革命纪念馆”。1959年9月,董必武同志在北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题写了“红岩革命纪念馆”和“曾家岩分馆”的馆名。

2、美国士兵赠送的像册

(一级文物 爱德华•贝尔、霍华德•海曼捐赠)
    霍德华•海曼等美国士兵,1944年至1945年在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总部工作。长时间的耳闻目睹,使他们认识到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渐渐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解放区才是中国的希望。抗战胜利前夕,他们来到了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共产党领导的“小解放区”——红岩村,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会见。更使他们感到万分幸运的是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主席也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并与之合影。1976年7月25日,霍德华•海曼,爱德华•贝尔两位美国朋友,率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退役军人及家属代表团再次来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参观,将一本珍藏了30年的像册,递到了红岩工作人员的手中。像册内有毛泽东1945年在红岩与霍德华•海曼等三个美国士兵的合影;美国军人在北京、青岛、上海、昆明等地工作、闲暇、参观、交友及捕捉到的上海学生示威游行等罕见的历史性镜头。

3、周恩来致范元甄的信

(一级文物 范元甄捐赠)
    1941年7月,一封重庆发往延安的书信,由周恩来托叶剑英参谋长带到了正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范元甄手中。范元甄,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后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8月,周恩来,邓颖超回延安。当时已怀孕7月的范元甄涉河去看望周恩来,受了凉,胎死腹中。病中写信与周恩来、邓颖超,说幸无孩子拖累,得以继续完成学业。周恩来、邓颖超即回信一封,附上10元钱,说是参政员的收入,是供同志们需要时用的。同时,周恩来还将自己的一张小照送给范元甄,以兹纪念。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周恩来愤怒地质问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挥毫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誌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公诸于世。并挽拒中央撤回延安的要求,带领同志们坚守阵地,以不变应万变。这封书信,正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写的。周恩来将红岩、曾家岩、虎头岩即“三岩”同志们坚持斗争,积极工作,笑对生活的情景告诉远在延安学习的范元甄,以勉之。

4、《棉花街壁报》

(一级文物 焦景秀捐赠)
    1937年抗战初期,重庆一大批职业青年为大规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起并成立了职业青年互助会,在南方局秘密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活动,方式之一即是编排,张贴壁报,宣传抗日救亡。《棉花街壁报》就是诞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保存者便是当时的职业青年互助会成员李荣模。当年李荣模以商人的身分,白天经商和搜集资料,夜里则负责编排壁报。次日清晨,借买菜之机,迅速将壁报张贴出去,还抽空调查看报人数,待张贴一段时间就换上新的,并取下旧的保存。他编排的壁报,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及时向重庆广大市民宣传了时事和政治,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罪恶行径。其中4、5、6期,刊出了日军对重庆惨绝人寰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展现了重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录了敌机轰炸的罪行,也记录了山城人民同仇敌忾,团结苦干,坚守岗位,重建家园的感人情景,成为中华民族那段惨烈历史和日本法西斯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物。

5、董必武的长大衣和公文包

(一级文物 何莲芝捐赠)
    董必武的这件大衣,是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21日,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而特制的。黑色公文包是1938年在武汉购买的。6月22日,联合国宪章会议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宪章明确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并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合作;联合国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是,各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不得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并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董必武以中国代表之一的身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在美期间,董必武穿得最多的就是一身西服和这袭简朴的长大衣。

6、童小鹏的照相机

(一级文物 童小鹏捐赠)
    这架30年代产德国原装莱克135相机是当年经南方局批准购买,交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处长兼机要科科长童小鹏使用的相机。童小鹏用手中的相机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拍摄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难得的场景,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如1941年冬,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红岩会见司徒美堂;1943年9月被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查封的办事处电台照;重庆谈判;政协会议;叶挺出狱;“四八”烈士;军事三人小组视察华北;南京、上海代表团的活动以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生活学习娱乐和可爱的红岩儿童等。

7、《胡世合工友》纪念册

(一级文物 焦景秀捐赠)
    1945年2月20日,国民党特务公然枪杀检查违章用电的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造成“胡世合惨案”。南方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以王若飞为总领导的指挥机构,从运动的方针、策略到打击的方向,均由南方局直接研究、决定和布置,通过南方局青年组联系的中心小组发挥作用,并油印小册子秘密散发,同时利用《新华日报》公开宣传、刊登启示、社论等。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发动和组织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开展了声援受害者,反对特务暴徒的斗争。《胡世合工友纪念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是当时诸多油印小册子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本,从侧面反映了这一重大事件。

8、《新华日报》印刷机

(一级文物 重庆计委印刷厂捐赠)
    这是一台装有德国西门子马达的平板印刷机,是一台逾60年历史,《新华日报》用过的印刷机。中共代表团由南京迁至汉口后,经周恩来等据理力争和长期交涉,我党获得在汉口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权力。经多方努力和进步人士帮助,负责筹备工作的潘梓年终于在一家小报印刷厂购得了这台印刷机。不久,《群众》周刊与《新华日报》先后于1937年12月11日和翌年的1月11日以优质的印刷质量在武汉创刊发行,从而震撼了武汉三镇的整个新闻报业界。而承担这次首印任务的便是这台印刷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我党驻国统区的公开机构及《新华日报》社也随之辗转迁渝。印刷机也随之撤至重庆西三街。1939年日机对重庆狂轰滥炸,印刷机即迁至化龙桥虎头岩下,并在山岩的简易防空洞内,任劳任怨为党的新闻事业艰苦耕耘了八个春秋。

9、吴玉章六十自述

(一级文物 王宗伯捐赠)
    《吴玉章在六十庆祝大会上的自述》手稿,内容包括玉章附记及六十自述,全文约25000余字。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共大礼堂为吴玉章举行了一次宴会,庆祝吴玉章的六十寿辰。各方面人士都来祝贺,成为陕甘宁边区少见的热烈而亲切的喜庆。毛主席亲临祝酒,李富春代表党中央诵读了祝词,这次会上,不但有延安各界群众团体前来祝贺,就是国民党派驻延安的官员也来表示敬仰,称他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人物”。吴玉章故在席间略述生平之经过以表谢意。解放社、新中华社、中国青年社、中国妇女社诸同志嘱将所说记出登诸报端,因将演词略加补充写成此稿,此稿记述了吴玉章六十年的革命生涯及思想发展轨迹。

10、邓颖超在1944年12月24日写给曾家岩五十号房东赵佩珊的信

(一级文物 姚黎明捐赠)
    在重庆上清寺中山四路尽头,左侧有一幢旧式的两进院落,它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陪都闻名遐迩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赵佩姗女士,是曾家岩50号的房东。1938年秋,因为防备日本飞机的空袭,赵佩珊全家迁住乡下,房子就租给了陈长衡。1939年,办事处从陈长衡处转租了曾家岩50号的大部分。此后几年由于物价飞涨,房租虽几经调整,但仍然远远跟不上物价飞涨速度,赵家不免生计困难。1944年冬天,邓颖超为此特别写了一封信,派杨继干送给赵佩姗,内附法币十万元,信中关怀体贴之情溢于言表。

11、“皖南事变”后港澳同胞为新四军将士制作的百幅

(一级文物 梁隆泰、赖贤夫妇捐赠)
    这是一件有着非常经历和特殊意义的文物珍品,它的形状和用途近似于如今人们使用的毛毯。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统区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发动社会各界进步力量、海外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同国民党反动派作锋相对的斗争。远在海外的港澳同胞为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围歼新四军将士的滔天罪行,哀悼牺牲的新四军烈士,激励战斗在抗战前线的新四军将士,他们根据民间“百幅百寿”的传说,找来上千块各色毛料,剪成大小不一的方块,一针一线不分昼夜地赶制了一大批毛毯,取名“百幅”,送给了新四军,支持祝福新四军发展壮大,健康长寿。他们用缝制百幅这样的真挚行动表达了一份拳拳的爱国之心,殷殷的赤子之情。

12、中共重庆市委1938年编印的《新党员必读》

(一级文物 焦景秀捐赠)
    这本《新党员必读》是1938年7月5日由中共重庆市委翻印的。内容有为什么是共产党、党的组织原则及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党内思想斗争、支部组织与工作及怎样才是一名合格党员等。是当时入党的新党员人手一册,必须学习的党的教材。

13、南方局人员学过的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党团历史知识读本”

(一级文物 管平捐赠)
    这是一套党团历史文献合订本,共三册。《少共国际纲领》是中国共产青年团发行,中共出版局出版,是当年国际无产青年运动最重要的文献。它把无产青年运动的理论,以及几十年来的斗争与努力的经验搜集起来,很有秩序的陈述出来,这种理论,在这里是以世界革命为立脚点而采用的。多少年来无产青年的先锋军的战绩,有着他稳固的根基,劳动青年群众为争取特殊利益的斗争,是党与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总路线联系着的。所以,在这意义上说,少共国际纲领也就是革命青年为实现世界无产阶级专政而战的纲领。《党团员须知》,由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汇集翻印,工农红军学校发行所发行,它由党团章程、入党手续、党团支部纲要、新党员训练大纲等组成,是一册党团组织的文件汇编。《少共国际小史》则为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编,各地青年实话发行所发行。全书对少共国际的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与总结,通俗易懂。这三本小书,均成册于1932年,有极高的思想性和史料价值。

14、中共代表团1946年在重庆为“四八”遇难烈士编印的纪念册

(三级文物 邱南章捐赠)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等十三位同志在由渝返延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为悼念遇难烈士编印了这本小册子。其内容主要包括烈士遗像、遇难经过、生平事略、悼文与挽词及各界人士的纪念文章等。另附歌曲三首。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遇难同志情深意重难以忘怀的真挚感情。

15、载有周恩来《当前经济大势》讲演稿的《西南实业通讯》

(二级文物 馆藏)
    《西南实业通讯》由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编,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发行,主要刊登经济方面的动态、论文及特约著述等,还有著名的“星五聚餐会”上的讲演纪录。这期刊登有周恩来在“星五聚餐会”上的演讲稿《当前经济大势》。消除了陪都工商界长期以来对未来中国政治前途和对共产党政治政策所存有的疑团、困惑,在工商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由此,工商业界逐步向中共靠拢。

16、《工作总结》

(二级文物 姚黎明捐赠)
    这是一份当年《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姚黎明在报社工作时写的总结,共7页。《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的几年时间里,报馆工作人员日以继夜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各个方面保证党报“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而努力不懈地工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党的负责同志经常给大家作政治时事报告,分析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还组织了不同形式的政治理论和文化学习,要求大家每天挤出一小时来坚持自学政治理论,一个工作完成之后或一个阶段结束后,写总结汇报已蔚然成风。姚黎明的这份工作总结,即是由搞外地报改为搞本地报后,对搞国内资料的情形进行的总结,剖析了工作中的得与失,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明白了工作中努力的方向。

17、郭沫若为《民主报》撰写的《文化动员》手稿

(三级文物 陈新桂捐赠)
    郭沫若为《民主报》亲撰手稿。内容为分析抗战胜利后,文化工作者应如何努力建国。在政协会议的背景下,郭沫若提出了:“现在应该是我们努力建国的时候了”,向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每一个文化工作团体发出动员;“拿出全力来参加建国的工作”。体现了郭沬若文化巨匠思想的先进性。

18、《群众》周刊

(三级文物 许涤新捐赠)
    《群众》周刊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一份大型机关刊物。1937年10月在南京开始筹办,12月11日在武汉创刊,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迁移到重庆出版,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迁移到上海出版,国共和谈破裂后又转香港出版,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停刊,其中在重庆时间最长,出版185期。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抗日战争史、国共合作史以及中国近代新闻史的见证。

19、南方局工委委员侯方岳手绘的《滇东形势图》

(二级文物 侯方岳捐赠)
    云南是南方局秘密工作和武装斗争开展得很好的地区,云南省工委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国统区地下工作16字方针和“三勤、三化”政策,省工委领导成员始终没有暴露,并积极开展各方面工作和逐步开展武装斗争,至解放战争时期,终于建立了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云南滇纵武装部队,配合解放区战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武装斗争。这张“滇东游击武装斗争形势交通示意图”,就是南方局积极领导和开展南方地区武装斗争的生动见证。

20、党的地下工作者沈安娜为南方局传递情报时使用的公文包

(二级文物 沈安娜捐赠)
    这个棕色公文包是沈安娜当年送情报去红岩时使用的。沈安娜1935年1月开始担任中共地下情报员,1938年受周恩来、董必武的派遣,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任机要速记员达10年之久。她经常坐在蒋介石身后担任高层军事政治重要会议的速记,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国民党中央的许多核心机密,都被她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红岩。在长达10年的秘密工作中,她严格遵守南方局的秘密工作方针,“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沉着机智,临危不惧。即使在与上级失去联系达3年之久的情况下,她也坚守阵地、长期埋伏,蛰伏不动、以待时机。在多年的秘密工作中从未暴露身份,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与丈夫华明之一起奉命安全撤回党内。

21、爱泼斯坦的记者证

(一级文物 爱泼斯坦捐赠)
    这三个记者证是著名国际友人、美国新闻记者爱泼斯坦抗战期间在重庆进行新闻采访活动时使用的,爱泼斯坦是南方局外事组联系密切的进步外国记者。这三件文物一个是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颁发给爱泼斯坦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新闻记者证、另两个分别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1942年8月16日颁发给爱泼斯坦的外籍新闻记者注册证、美国驻中缅印军总司令部1943年4月17日颁发给爱泼斯坦的美国驻重庆战地记者居住证。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曾赴徐州、台儿庄前线采访,以后担任美国《同盟国劳工新闻报》和美国新闻处记者编辑。1938年至1941年,赴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1944年5月,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过陕北和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曾经写下大量宣传抗日战争的文章,发表在英、美、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报刊上。他从国际主义眼光出发,把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作为日益觉醒的整个东方被压迫民族挣脱殖民主义奴役枷锁的典范,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与好评。

22、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特别交通员张海萍1938年制作的相册

(一级文物 张艳霞捐赠)
    这本相册是南方局领导下的南方工作委员会驻桂林特派交通员张海萍亲手制作而成的,里面收集了149张她学生时代的照片,那一张张散发青春气息的历史照片,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她生命的短暂和璀璨。抗战时期,她与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及他的妻子、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一起在桂林逸仙中学以教书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2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她们三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国民党特务采取“放长线、吊大鱼”的伎俩,将他们假装释放软禁在逸仙中学内,企图诱捕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从而一举破获整个广西地下党组织。张海萍她们三人想尽办法都未能向组织送出情报。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三人决定集体自缢,用自己的生命向党组织报警。中共广西省工委的同志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逸仙中学老师集体自缢事件后,立即安全撤离,使党的组织得以保存。

23、重庆国讯书店发行的1945年版黄炎培著《延安归来》

(三级文物 高祥照捐赠)
    这是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后所著的《延安归来》,由国讯书店1945年出版发行,记叙了黄炎培访问延安的历程。抗战胜利前夜,黄炎培、褚辅成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延安期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精彩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在短短半个月内完成并出版《延安归来》一书,记载着周期率等谈话内容的《延安归来》一书在重庆极为畅销,一时有洛阳纸贵之誉。

24、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女工作人员外出时共用的衣裙

(一级文物 方卓芬捐赠)
    这套衣裙看似普通,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款式还是质地都算比较时髦和新潮。1939年春,周恩来前往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时,带了方卓芬、吴博到重庆南方局工作。来渝途中,方卓芬用组织上发的补助购买衣料,自己设计剪裁并制作成这套衣裙。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女同志们想有一套漂亮得体的衣服很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环境里,外出办事人员的衣着必须整洁和讲究一些,于是,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女同志谁外出办事谁就穿上这套衣裙,在重庆社交场合只要谁身穿这套衣裙,大家就知道她是共产党员,这套衣裙最后成为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女同志们外出的公用服装。

25、南方局经济组抗战时期编印的《经济问题研究资料》

(二级文物 许涤新捐赠)
    这份珍贵的油印资料是1940年至1943年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经济组编印出版的秘密刊物。主要任务是向当时国统区工商界宣传根据地民主政府的财经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欣欣向荣;揭露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财政破产和民族工商业在官僚资本压迫下的不断衰落,借以推动国统区人民反独裁、反官僚资本的民主运动。

26、王若飞等30余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在1945年为将要离渝的赵继写下赠言的纪念册

(一级文物 赵继捐赠)
    这本保存完好的纪念册,见证了抗战胜利后,红岩战友们绽放的友谊之花。寥寥数语使我们真切感受到他们坦诚相待、患难与共的真挚革命友情。宋平同志这样写到:“大汗同志……政治上还存在狭隘,这些缺点希抓住延安学习机会努力克服”。 赵继是南方局机要电台工作人员,“大汗”是他的绰号。他一直在办事处三楼机要电台工作,阁楼不通风为了隐蔽空间低矮,在重庆夏季更是闷热似蒸笼,男同志光着膀子打着赤脚坚持工作,赵继易出汗,同志们亲切地叫他“赵大汗”。赵继离渝前,请同志们为他留言,为了保存这份友谊,并特意用牛皮纸作封面封底,亲手裁剪装订成纪念册。

27、周恩来的秘书李少石的重庆市居民身份证

(一级文物 李少石女儿李湄捐赠)
    李少石是国民党元老廖仲凯的女婿,抗战初期在香港从事革命工作。香港沦陷后,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来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夫人廖梦醒在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这件重庆市居民身份证,是李少石抗战期间在重庆红岩工作时领取的。1945年10月8日下午,他从曾家岩送柳亚子回沙坪坝返回途经土湾时,由于车行过快压伤了正在路边休息的一个国民党士兵,国民党士兵开枪示警而司机没有及时停车,于是再次开枪,子弹穿过车身打中了李少石。李少石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而逝。因此事发生在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期间,一时舆论哗然。经过严密调查,确认这是一个误伤事件,周恩来让钱之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表示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并派人前去医院慰问国民党伤兵,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坦诚精神。李少石遇难后,毛泽东为其题写了:“李少石是个好同志,不幸遇难,永志哀思”的挽词。

28、吴玉章在抗战时期穿过的大衣

(一级文物 吴玉章侄孙吴本熙捐赠)
    1946年3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亦随之东迁、国共两党今后的城市政治斗争重心势必东移,考虑到抗战八年艰苦坚守和苦心经营的西南大后方这块重要阵地,以及国共两党在今后和平民主新阶段实现后议会斗争的可能性,中共中央重庆局开始酝酿筹建中共四川省委,并电告延安中央汇报请示。4月19日,中共中央复电重庆局,批准了四川省委的成立。1946年4月22日,重庆局书记董必武在中山三路263号中共代表团驻地召开会议,宣布由中共出席旧政协会议代表、在四川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此大衣为吴玉章在重庆时所穿,面料初为延安生产的粗毛呢,解放初期改为棉布和羊毛。

29、周恩来致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淮南信

(三级文物 馆藏)
    这封套红的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信,是1941年周恩来致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淮南的亲笔信。信中周恩来向张冲转达了关于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来电意见:提意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召开,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点意见及一切悬案等事宜。1932年,张冲在上海炮制“伍豪事件”,诬蔑周恩来等人脱离共产党。但抗战爆发后,张冲坚决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成为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计前嫌,在谈判期间与之几百次的接触。在皖南事变后,中共为揭露事件真相,惩处顽凶,拒绝出席即将召开的参政会。张冲前来劝说,甚至表示,只要中共出席参政会,他跪下都可以。周恩来坦诚相告:“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张冲在周恩来的感召下,积极奔走国事,置顽固派的攻击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在共同维护国共合作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就国共合作中的一段佳话。

30、军事调处执行部证章

(二级文物 童小鹏捐赠)
    军事调处执行部是在抗战胜利后,根据国共双方《停战协定》建立的军事调停执行机构。1946年1月10日,美方代表马歇尔、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牛角沱马歇尔寓所内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协议规定:由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代表在北平成立军事处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处”。该处下设若干执行小组,仍由三方面人士组成,并分赴各地对国共双方争执进行“调处”。1月13日,军调处在北平正式成立,由国民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代表罗伯逊三人组成。6月,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破坏停战协议,各地的“调处”均归于失败。8月10日,马歇尔发表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军调处”遂告结束。这枚证章作为历史的见证保存了下来。

31、八路军臂章

(二级文物 邱南章捐赠)
    这是1946年用双层布制作的八路军臂章,臂章背面印着白底灰字的八路军口号:“保护群众,遵守纪律,完成任务,服从命令”及编号。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履行国共两党代表谈判达成的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总司令,副总司令。9月,组成战时序列第十八集团军,以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10月,又将分散在南方八省十三个边区的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两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作战,并在全国各地建立办事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

32、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合订本

(一级文物 馆藏)
    该套《新华日报》合订本,是从1940年1月至1947年2月,每两月装订成一本,共7年零2个月,41册。每册合订本均有两张牛皮纸封面,全套41册合订本装订整齐,保存品相十分完好。《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党报,在国统区就像茫茫长夜中的明灯。整套合订本堪称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新闻报刊史上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

33、《群众》半月刊编辑部征求读者意见的启事

(二级文物 馆藏)
    这是一则《群众》半月刊在40年代向读者发出的征求读者意见的启事,主要内容是希望读者多为刊物提出批评与建议,这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在办杂志思想与工作方法中的具体运用。《群众》在当时杂志普遍缺乏与读者直接联系的状况下,开中国报业之先河,不遗余力联络读者,积极为人民群众服务,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中,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群众》还经常征求读者意见,改进报纸工作,虚心接受读者的批评,不断改善编辑工作,使杂志越办越好。

34、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在红岩读过的《资本论》

(一级文物 许涤新捐赠)
    这部《资本论》系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在红岩使用,1938年8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共三卷,它是《资本论》在国内的初版本。南方局经济组主要做经济界人士的统战工作。这卷《资本论》中依然保存着读者当年用细细红笔的勾划和批注。当时在党内能这么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人,为数不多,而许涤新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著,这与他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分不开,他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5、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吴玉章的出入证

(一级文物 蔡乐毅捐赠)
    这件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编号为00059国民参政会出入证,系中共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吴玉章在重庆使用的。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国民参政会,是由各个抗日党派代表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国家最高咨询机关。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参政员任期一年,每三个月开会一次。国民参政会共有四届,召开了13次会议,除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于1938年7月6日在汉口召开外,以后三届均在重庆举行。参政员最初为200名,后增加到290名,共产党仅占七人。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陈绍禹。尽管国民参政会没有任何立法和行政权力,但中共得用这一合法机构宣传抗战民主的政治主张,团结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进行有力的斗争。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七参政员一度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1945年7月,国民党拒绝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共参政员再次拒绝出师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成了国民党的御用工具,最后不得不宣告该会结束。这个参政会的出入证是当年吴玉章出席国民参政会时使用的,今天弥足珍贵。

36、周恩来著《论目前抗战形势》

(三级文物 馆藏)
    1939年之前,中共党组织在南方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一部分党员素质差,不少基层党组织松散、易暴露,中层领导干部缺少,省级领导机关急待调整健全,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对武汉失守后的新形势缺乏思想准备。南方局成立后,要求各省委、工委、边区委、特委认真传达贯彻好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过去工作和分析目前新的形势,并从实际情况出发研讨各方面的问题,从而统一思想、提高党员素质以及纯洁巩固党组织。同时指示各地党委举办党员训练班,培训党的领导干部,要求各训练班要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建设,研究和讨论宣传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秘密工作以及革命气节教育和形势教育。在红岩,南方局直接主持举办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周恩来著《论目前抗战形势》、朱德著《抗日游击战争》、以及《叶剑英抗战言论集》、博古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及其前途》、凯丰的《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等书籍小册子都是当年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教材。

37、南委事件中报警的铜锣

(一级文物 馆藏)
    这是一面在广东沿海地区非常普通、十分常见,差不多每户乡村老百姓家里都有的东西,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欢乐喜庆、安民告示等等方面都要用着它。1942年6月,中共南委出现叛徒,国民党中统特务带着叛徒郭潜,乘着夜色突袭广东大埔百侯镇的一个小村庄,企图破获南委机关,抓捕南委书记方方。敌人的行为被这里的一个村民偶尔起夜发觉后自发地敲响了铜锣,一时间家家户户、四面八方锣声四起,村民们大叫“土匪来了,打土匪哟”!吓得郭潜和特务们四处逃窜,有的竟慌不择路的跳进了水田里,将鞋子陷在田里拔不出来,最后赤脚逃命,狼狈至极。而南委机关的人员闻讯后则得以安全撤离。这面铜锣就是抗战时期南方地下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的生动物证。

38、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镇呈报给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

(一级文物 馆藏)
    这本由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张镇审阅上报给军政部长陈诚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纪录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从1945年8月28日至9月30日,被国民党有关人员所观察到的详细动态。《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共计10份40页,合订为一册。日寇始败,蒋介石于1945年8月4日至24日期间迭电三封,急邀在延安的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于8月28日亲赴重庆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在渝43天里,毛泽东率中共代表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之余,还与在渝的各阶层人士交换意见,为致力于战后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

39、鲜英女儿鲜继桢保存的有各著名人士题词的纪念册

(一级文物 鲜继桢捐赠)
    鲜继桢是民盟元老鲜英先生的大女儿,毕业于金陵大学。1942年至1945年,她利用各界知名人士来家相聚的机会,请他们在毕业留言册上留下墨宝,以兹纪念。目前保存的这本留言册上有郭沫若、冯玉祥、潘光旦、沈钧儒、陶行知等人的题词,其中张澜在留言册上写到:“既惧国之将亡,又忧乱至无日,如何救亡如何弥乱,有志气的男儿女儿大家起来负责。”这本珍贵的留言册,无声地讲述着“民主之家”的盛况,展示着民主先贤的襟怀。

40、“民主之家”木匾

(一级文物 鲜继坚捐赠)
    特园是爱国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袖在此地与社会各界贤达畅谈国内外重大问题,进行广泛的统战工作。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度光临此地共商国是。中国统一建国同志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均在此成立,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在此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也在此召开。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曾三顾“特园”。他深情感慨:“我也回到家了。这里是‘民主之家’,以后我们还要建民主之国!”1946年5月2日,鲜特生六十大寿。冯玉祥手书“民主之家”四个大字,请人制作成匾,赠送给鲜特生作为贺礼。鲜特生将其置于客厅墙上,后悬挂于鲜宅大门上方,两侧配以张澜题写的楹联,上联为“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下联为“哪管他法西斯帝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1967年的文革中,重庆武斗烧毁“特园”时,鲜特生长子鲜继坚将这块木匾抢救出来,藏于自己的床底下,才得以保存下来。

41、范朴斋日记

(一级文物 范炬明捐赠)
    《范朴斋日记》共十六册,约三十二万字,时间起自1944年10月21日,截至1949年7月7日,逐日记录,基本未曾间断。范朴斋是张澜的重要助手,日记主要记录了范朴斋先生在民盟工作期间的政治活动和个人生活情况,当时在战时首都重庆的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如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孙科、张澜、黄炎培、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左舜生、罗隆基、萧毅肃等的活动,日记中均有反映。且日记均系当日写就,现场感很强,内容比较翔实,是研究民主党派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也反映了民国政治舞台的一个重要方面。

42、周建人保存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编印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

(一级文物 周蕖、顾明远夫妇捐赠)
    1949年6月1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了征稿启事。各界来稿踊跃,共收到设计图案3012份。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初选委员会筛选了38幅图案印发全体代表讨论。经过民主协商,1949年9月27日,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43、许德珩用过的衣箱

(二级文物 许进捐赠)
    抗战期间,许德珩以救国会北方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以后,许德珩被迫放弃了在北京大学的教职,带着全家从北平逃亡到南京、武汉。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国民参政会移至重庆,许德珩全家也迁至重庆,并担任壁山社会教育学院教授,继续从事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的运动。那时,重庆经常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在1940年9月的一次轰炸中,许德珩在国府路租住的房子被日军飞机炸毁,瓦砾之下,只挖出了一些衣物和这个衣箱。面对重庆到处是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房屋和瓦砾,许德珩悲叹道:“雪满山头映晚霞,乱云微雾噪归鸦。苍茫此日肠堪断,百感凄凉无处家?”1944年末,应鲜特生之邀,许家搬到特园20号居住。抗日战争结束后,许德珩提着这个衣箱回到北平,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在当年半殖民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就象这个衣箱,颠沛流离,漂泊不定。

44、许德珩的诗稿手迹

(一级文物 许进捐赠)
    许德珩从1980年开始撰写回忆录。他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历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撰写提纲。这两本诗稿是诸多诗稿中的一部分,记叙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的经历。当年,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的民主人士受到当局的迫害而神秘失踪的事情时有发生,当局的报纸把他们的失踪说成是“不慎失足,落入江中”……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在红岩村约见了许德珩与劳君展夫妇,鼓励他们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搞大,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在保证国内和平团结、实现民主的斗争中,贡献一份力量。这一切许德珩都一一记录在诗稿中。他在1964的诗作中感叹到:“往事如烟二十年,渝州今日再回旋,山城竟有千般绿,旧迹寻无百感迁,‘一叶江南’千古恨,‘自行失足’万人怜,巍然屹立红岩嘴,主席约宴众心研”。这两本诗稿从侧面真实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弥足珍贵。

45、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为哀悼杨虎城将军暨“11•27”被难烈士题写的挽联

(一级文物 馆藏)
    1950年1月15日,重庆各界群众隆重举行杨虎城将军暨“11•27”被难烈士追悼大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题写了挽联“哀悼杨虎城将军暨一一•二七被难烈士,为烈士复仇彻底消灭反动派;争人民幸福努力建设新中国——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敬挽”,悬挂在大会会场。

46、黄显声在狱中自刻的印章

(一级文物 黄耀华捐赠)
    1946年,黄显声在狱中自刻的印章。印章为“京中”二字,黄显声字警钟,“京中”为借用。印身刻有“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 和“平澜题 承永乍”字样。

47、杨虎城写给杨茂三的信

(一级文物 张蕙兰捐赠)
    此信是1937年,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令出国考察期间,8月20日在离美赴法前给家弟杨茂三写了一信,内容写道:“茂三弟鉴 兄近由美到法 在由此间日内去俄 就回国 兄在美给蒋先生去电请示回国 参加抗战 他复电教(叫)兄还要纪(继)续考察 所以兄现在来欧作国际大规模之宣传 尽兄在外的责任 拯中母子现在美国旧金山住 因为兄的行动要信(迅)速 代(带)家不便 他们在那里住到(着)也很安全 拯民母子的近况不知些(怎)样甚念 母亲大人近来身体健康是否念念 请弟把兄情形告母亲再告诸友们 兄快要回国了这位张光祖先生兄的一切可以问问他 敬祝 母亲大人健康 合家之好 兄呼尘 八、廿”,“呼尘”为杨虎城别名。

48、杨虎城将军的佩剑

(一级文物 王菊人捐赠)
    长度36.2cm,钢材制品,另附有刀鞘,剑身上刻有“成功成仁”字样。

49、杨虎城国民党党证

(一级文物 王菊人捐赠)
    内页共五页,封面为国民党党徽,印有“中国国民党党员证书”字样,扉页印有孙中山像及“总理遗嘱”,第一页有“姓名杨虎城 特字13909号”字样,并贴有杨虎城照片,二至四页为“党费印花”,第五页有“中华民国廿二年十一月廿二四日发”字样。

50、许晓轩狱中寄爱人姜绮华的信

(一级文物 姜绮华捐赠)
    1947年4月15日,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狱带出信给妻子姜绮华,谈到自己常年在外工作,对家庭关心不够,让妻儿吃了不少苦头,表达自己的歉疚,并请妻子“少把希望放在我身上吧,因为我是身不由己的人”。

51、许晓轩狱中遗作“宁关不屈”

(一级文物 许瘦峰捐赠)
    上书写有“宁关不屈 安”字样,许晓轩原名许永安,“安”是他常用的签名。1940年,许晓轩在重庆大溪沟21兵工厂一户人家中召开会议时被捕,关押在望龙门看守所,1941年,得知家人正设法营救他,为了使家人了解他,便写了这个字条,秘密带给他的胞兄许瘦峰。

52、徐林侠狱中绣制的枕头套

(一级文物 韩子栋捐赠)
    1947年8月,已被关押14年的共产党员韩子栋从白公馆越狱成功。徐林霞绣完这个枕头套后让宋振中(小萝卜头)送去给韩子栋,韩子栋越狱时将其带在身边。

53、黄显声狱中给儿子黄耀华的信

(一级文物 黄耀华捐赠)
    1940年,黄显声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6月11日,收到儿子黄耀华来信谈到家中情形,6月22日,黄显声回信表示“我现在虽然坐牢,并未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

54、杨虎城“西安事变”时穿的军衣

(三级文物 杨拯民捐赠)
    该军装是杨虎城在发动“西安事变”时穿的,1937年5月,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令出国考察,离西安时由长子杨拯民保管收藏。

55、谭沈明狱中英文练习簿

(二级文物 馆藏)
    1941年,谭沈明被捕,关进渣滓洞监狱坐牢九年多,在狱中他坚持学习,数年不断,并用英文写下读书笔记,他的英语水平已达到了大学文化程度。解放后我们请外语学院的老师帮助翻译,老师们知道这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所作的笔记后,都惊叹不已。

56、车耀先烈士在狱中写的自传之一《先说几句》

(二级文物 车毅英捐赠)
    《先说几句》是车耀先同志所写自传中的引言。四十年代初,他关在息烽监狱时,趁管理图书之便,写了长达万言的自传,概述自己的人生历程,并特地提出“谦、俭、劳”三字,谆谆告诫儿女,务必永葆革命家风。内容写道:“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禁中无聊,寝食外辄以曾文正公家书自遣。遂引起写作与教子观念。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特将一生之经过写出,以为儿辈将来不时之参考。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

57、罗世文给罗汉才的信

(一级文物 罗宪文捐赠)
    罗世文写给侄儿罗汉才的信,内容写道:“汉材侄:许多时间没有写信回家,想来叔婆又在挂念吧!自抗战开动以来,事情当然更忙一些。兼之行踪无定,所以才少写信。日昨由西京承欧亚机飞蓉,晨七时半起飞,十时十分即在凤凰山机场平安降落,十一时就会见了伯群、七叔。我此次回川打算在蓉长住一些时候,当然还不能一定,年底如能抽空或可返家小住数天。来此可能,在蓉政界作点事,这对于我们当然不是要作官,名字也是改了的。此事对家中任何人均不可提及,至要。对叔婆也无需提及,只说我到了成都都安好便了。南墅有信给我,她很平安,对任何人都不可提及我。同她的事,我不久曾同她在上海会见过,她现在不在上海,但也不在四川。我这些情形只告诉了你和伯群,七叔因为我相信你们是不随便说话的。如叔婆问及南墅只说他有信给我就是了。十二叔处今天曾抽暇去过,但他同仲甫二婶均外出,只会见三妹及两弟。如有信给我可交伯群 叔转(信如装在给他的信内或封面写他收)。家中情形盼便中告知。顺询 叔自元 廿五号 仲亨兄弟现在家如何?我对他们真是颇难照料,我在此不可让他们知道,仲亨的烟不知戒了没有?在西京曾晤世鸾但他不知我来川。

58、江竹筠生前遗物——皮箱

(三级文物 桂唐孝捐赠)该文物是40年代江竹筠烈士搞地下活动时所使用过的皮箱。

59、江竹筠给竹安弟的信

(一级文物 谭竹安捐赠)
    该文物是1948年3月19日江竹筠写给竹安弟的信。在信中谈到她的生活情况、丈夫牺牲后悲痛的心情,并嘱咐竹安弟照顾好云儿。

60、大屠杀时在黄显声狱中遗留下来的日历

(三级文物 黄耀华捐赠)
    日历粘贴在一块印有抗战胜利记功碑图案的硬纸板上,日历上面所记载的时间为“1949年11月27日”。该文物是黄显声在狱中使用、并遗留下来的日历。1949年11月27日下午4点钟,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和张学良的副官李英毅被押往步云桥进行枪杀,由此而拉开了“11•27”大屠杀的序幕,这份日历的时间就永远定格在了“194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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